回看这起事件,2026年9月中旬,尼日利亚拉各斯国际贸易博览会内爆发了一场罕见的抗议,当地商户举着标语要求中国商家退出零售市场。这一幕不禁令人咋舌:卖了多年中国货的商户,为什么突然要求中国商家离开? 当时很多人认为只要货便宜、守着供应商本分就能相安无事,但现实是商业边界正被重塑。这场冲突的本质,是越过批发边界、直接把手伸向零售柜台的中国供货商,挤压了当地商户赖以生存的利润空间。当厂家向前一步,当地商户就少赚一层。 早期中国企业远赴尼日利亚,看中的正是极低的门槛红利与未开垦的巨大市场。相比于北美、东南亚等其他地区,非洲从不是出海热土。雨果跨境数据显示,2024 年,跨境卖家重点拓展的新市场中,非洲仅占百分之一。 动荡的环境、贬值的货币、垦荒般艰难的建设,种种不利因素都在劝退淘金者。即使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正在涌向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 2019 年,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一百九十二点八亿美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二,在中国前四十大贸易伙伴中增速排名第一。 在尼日利亚创业十年的张超曾提到,从机场到他家的三十分钟路途,原来只有一两家中国人开的厂零星分布,可现在路两边全是中国厂,估计有上千家。这么多商家扎堆前往,就是为了以更低成本把中国货卖出去。吸引中国老板来到尼日利亚的原因并不复杂。 一方面,尼日利亚有二点二七亿人口,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且人口结构年轻化,平均年龄十七点三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市场潜力巨大。同时,尼日利亚的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二百到四百元人民币。 而要在非洲雇一个中国人,除了每月一至一点五万元人民币的工资,还要加上签证、机票、餐饮等费用,每年需要支出二十万以上。另一方面,尼日利亚的税收监管非常宽松。 张超表示,当地建厂的中国人只需给税务部门三五百万奈拉,约合人民币一点三至二点一万,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找上门来。这种相安无事的批发前奏,让双方在初期各赚一段钱。 同时,在尼日利亚做了十二年家具生意的蔡晨也表示,当地条件落后,就连用电脑登记税务的申报流程都是近几年才出现,可操作空间很大。而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的税收征管要比尼日利亚严格。对于小厂家来说,宽松的税收监管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成本。 疫情以来,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之后,来尼日利亚本土开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涉及各行各业,比如 3C 电子、家电、家具、鞋服、矿业、农业。对于中国出口到尼日利亚的生意,为了提高竞争力,有实力的中国商人会将工厂直接开到当地,进一步缩减成本。 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做起尼日利亚到中国的出口生意,例如木炭生意。但随着扎根更深,当地的商业现实开始迫使中国商家改变策略。 木炭是工业、农业、畜牧业、冶金业等行业不可缺少的原料和添加剂。出于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环境保护,我国法律禁止非法采伐、毁坏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来烧制木炭,因此一部分木炭需要依赖进口。 而尼日利亚对于木炭烧制并无严格禁令,并且在 2023 年取消了对木炭和加工木材出口的禁令。部分中国商人看见了商机,将尼日利亚的木炭出口到中国。虽然尼日利亚展现出的掘金机会吸引了一批批中国老板,但中国商人在尼日利亚的实际处境也符合大众对非洲的刻板印象,混乱而危险。 当地流传这么一句话,绑架发财比买彩票中奖的几率要高。这种险恶的环境,让供货商们不得不缩短销售链路来对冲风险。张超生活在奥贡州,紧挨着尼日利亚第一大城市拉格斯,是制造业聚集区,这里也聚集了不少中国工厂。 由于绑架实在太猖獗,奥贡的大部分中国老板都会给自己雇武警。当地普通工人的月薪是二百至四百元人民币,而一次绑架就可以为绑匪带来几十万元人民币的赎金。如此高收益使绑架在当地已形成产业。 张超就亲身经历过一次绑架,交了十几万元人民币赎金才被放回,即使如此,还是被打得很惨。蔡晨身边也有被绑架的案例,很多绑架案是有预谋的,往往是内部人员掌握了雇主的行踪,跟绑匪里应外合。除了治安压力,其他生存危机也在悄悄蚕食中国商户的传统利润。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分中国老板对绑架的态度逐渐变得轻松,毕竟绑匪更多是图财不图命,很少伤害人质。更多情况下,绑匪需要的是可观的赎金,而对中国商人来说,几十万虽然数额不小,但可以花钱消灾,也能接受。除了绑架,疟疾也是绕不开的痛点。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非洲地区占全球疟疾发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莫桑比克四国的疟疾死亡人数占全球疟疾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在尼日利亚,疟疾就像感冒一样普遍,症状可轻可重。 环境恶劣之外,极其棘手的用工难题也促使中国老板开始亲自把控终端。疟疾的死亡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当地的卫生条件、疟原虫对药物的耐药性,以及是否能够及时获得有效的治疗,重点在于能否及时得到有效治疗。 当地所在的中国人聚集区会有医疗资源尚可的中国医院,感染疟疾后,通过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