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这几天的气氛非常微妙，高市早苗正经历她执政以来最焦头烂额的时刻。 一份刚出炉的民调直接把她的对华政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日本《朝日新闻》在9月26日至27日搞了一次全国电话调查，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首相高市早苗到底有没有必要下功夫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结果让不少人吃了一惊——57%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加大力度”，认为“没必要”的只有35%。 这个数字本身就很有分量了，但真正让日本政坛坐不住的，是后面那组更细的数据：即便是那些支持高市内阁的人群里，也有51%的人主张改善对华关系，认为“没必要”的占44%；而在不支持她的群体中，要求改善关系的比例更是飙升到了69%。 换句话说，支持高市的人有超过一半不认同她的对华路线，不支持她的人更是压倒性地反对。这种跨越政治立场的民意高度一致，在近年来的日本政坛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 与此同时，高市新内阁的支持率也在往下掉。《朝日新闻》同一份民调显示，高市新内阁支持率为51%，较上月跌了2个百分点，而高达68%的受访民众认为她任命涉政治献金丑闻人员存在严重问题。 对外关系搞不好，对内人事也出问题，高市这日子确实不好过。 那么问题来了：中日关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源其实很清楚。 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答辩时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动军舰并使用武力，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番话等于是在暗示日本可能以武力介入台海局势，直接踩了中方最核心的红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后来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就在于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我认为，高市当时说这番话，打的算盘无非是想通过打“台湾牌”来巩固国内右翼支持、向美国表忠心。 但她的误判在于，低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反应烈度，也高估了日本经济的承受能力。中日关系自那以后持续降温，经济界交流几乎陷入停滞，日本企业界叫苦不迭。 在我看来，这就像一个人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把自家最大的生意伙伴给得罪了，事后才发现损失远比想象的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了一波“求和”的浪潮。在这波浪潮中，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 岩屋毅这个名字值得多说两句。他不是普通的商界人士或民间代表，而是日本前外务大臣、前防卫大臣，自民党籍众议院议员，属于典型的自民党建制派。 他今年7月接替去世的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出任日本国贸促会长。河野洋平是日本政坛中少数能够公开反省侵略历史、持续推动中日友好的人物，在病榻上还表示“在两国关系严峻的情况下，自己必须去中国”。 岩屋毅接过这个担子，带着大约50名日本企业高管组成的代表团于9月27日抵达北京，开启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 我的看法是，岩屋毅这个人的身份选择非常讲究。他既是自民党的人，又是前内阁重臣，却以民间团体的名义访华，这给了他足够的灵活性——既可以传递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又不必以官方身份做出正式承诺。说白了，他是来“探路”和“传话”的。 28日，王毅外长在北京会见了岩屋毅一行。这场会谈的信息量很大，值得仔细拆解。 王毅在会谈中对日本友好团体进行了肯定，但紧接着就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病灶做了精确诊断。 他特别提到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直言“日本再次面对历史的拷问”，措辞相当严厉：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 这话说得非常重，等于是把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绑在一起敲打日方。 更关键的是，王毅对当前中日关系做了一个定性：“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把当前局面与邦交正常化之前的状况相类比，这是中方对双边关系严重程度的明确判断。 然后就是那条终极红线。王毅明确提出，“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注意这里的措辞——“紧迫的”、“尽快”、“纠正”。这不是商量，这是要求。 王毅还进一步为日方划出了三个层次的行动框架：紧迫的是纠正涉台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纠正是短期动作，态度是中期立场，认知是长期基础。这三个层次一层比一层深，等于告诉日方：光说好话不行，光派代表团来也不行，必须从根子上改变对华思维。 岩屋毅的回应也值得一提。他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并明确表示国贸促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先生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这个表态在外交语言里算是相当积极了，但在我看来，岩屋毅毕竟不是现任内阁成员，他的承诺能代表多少日本政府的真实意愿，还需要打一个问号。 这里我必须谈谈自己的判断。我的看法是，日本这波“求和”浪潮背后的动机是复杂的，既有真心的成分，也有算计的成分。 先说要紧的——经济压力是真实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