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炮声尚未完全平息，摆在新任市长陈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不是经济，不是民生，而是——谁来当上海的公安局长？ 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表面上已经换了旗帜，但地底下的暗流比黄浦江还深。国民党撤退前埋下了两万多名潜伏特务，青帮势力盘根错节，旧警察系统腐烂到了骨头里，各路暗杀计划已经把陈毅的名字列进了目标清单。 光1949年6月到12月，每月抢劫案就超过一百起，连警备部队师部住的旅馆都被贼摸进去抢过。 这个局长的位子，不是坐上去就行，而是坐上去可能随时丢命。 陈毅要找一个几乎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人选：懂情报、懂得反特务工作、能够跟潜伏在敌人中的同伙接触；他了解管理并且能够接管庞大而且腐败的旧警察系统。他够硬，能够让青帮流氓感到害怕。他还足够稳，不至于让上海这个“瓷器店”被砸了。 本来最合适的人选是陈赓，但是陈赓要去南下打仗，没有办法分身来管这件事情了。就在这个时候， 陈赓主动开口说：“陈老总啊，我这里有一个合适人选。就是当年中央特科出名的神枪手，他曾经被判过死刑都没有死成。让他来干这活你看怎么样？” 陈毅抬起头， “谁？”“李士英。” 这个名字当时在党内知道的人不算太多，但是他的经历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 国民党法院对他判了两次死刑，在死囚牢里熬了五年，从刑场上押回来的时候腿骨都是断的。 一个被旧政权判过两个死刑的人现在当新政权的第一大城市的治安主席，听着就像编的一样，但是在李士英的履历上你找不到比这更适合他担任这个职务了。 李士英1912年出生在河南内黄县的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里，十三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就不上学而是到布店做了学徒。 如果按正常的路子走下去的话他大概就是个本分的店主吧。但是1927年一切都改变了，只有十五岁的他就加入了共青团，在两年之后他又入党了。在1930年底的时候被调到了上海，在当时被称为“红队”的中央特科第三科也就是江湖上所说的“红队”里工作了。 红队就是做两件事情，保卫中央领导的人以及除去叛徒。李士英枪法很好，再加上他身手非常的敏捷所以很快地他就有了一个外号，“神枪手”。 在红队的时候他在上海干过一件轰动了整个上海滩的事情，在1932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午的时候王斌刚上人力车的时候被李士英在他所住的地方一家照相馆的照片中认出来并且立刻就被他打死了，坐出租车逃到法租界去了。 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不透风的。后来在一次行动当中他就被捕了然后又被引渡给国民党。就在审讯室里用烙铁在他的背上烫，皮肉焦糊的味道让看守的人都干呕了起来的时候他也咬碎牙没有说一个字，结果就被判了死刑。这一次不够他们就再给他判了一次。 在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以后，日本的飞机来轰炸上海，在炮火之中监狱也被破坏的情况下李士英逃了出来然后走几千公里从上海走到延安，因为在五多的时间里他被关在监狱里也没有磨掉他那锋芒。 那段经历，反而给他镀了一层普通人没有的东西——见过最坏的局面，知道怎么在绝境里撑下去，而且不开口。 李士英在1939年负责护送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病，在他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的支持下圆满完成了任务。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山东根据地以及苏皖边区主持公安保卫工作。这样就积累起一定的治安管理的经验了。陈云后来评价他说：“特科出过若干有名或者党内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是有功绩的同志，李士英就是一个。” 1949年5月25号，在丹阳等待派往上海的任务的时候，37岁的李士英穿着土布黄军装，胸佩个标记，腿扎绑带，腰别手枪带着1600多名公安干部冒着隆隆的炮声用闷罐子车去了上海。 当晚秘书给他安排在大楼的小房间睡觉他说：“听说攻城解放军是露天睡马路上，我们能住在房间里已经很不错了，怎么能图享受？”那天晚上他来到了战士们住的地方的体育馆，在几百人住的大通铺上找了地方就地而卧了。 6月2号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就已经成立了李士英当局长。 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整个上海滩最复杂、最危险的一盘棋：旧警察局有数万名警察大多数是以前旧社会的东西他们用不用，敢不敢用怎么用都是个问题了。 李士英他就采取了一个“拆房子重新建造”的方针彻底摧毁反动的机构但是对过去的那些工作人员他经过审查量他的能力然后录用他。因为他有地下党的保护还有进步的警察的努力帮助使旧公安局111224卷这么宝贵的文件保存了下来。 他首先要找到上海地下党警委书记邵健他说：“上海地下警察委员会有一个总支，有29个支部500多名共产党员名单都在这本辞典里面。”李士英紧紧握了邵健的手说陈毅司令员叫我传达他对你们的问候在接管公安局以后要稳定留下来人员尽力维持好上海的社会秩序。 他很快就展开了一次全局性的政治学习从人民民主专政到警察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旧警察的思想改过来肃清潜伏的特务打击银元投机来维护社会安定。 他们上海市民发现街头的警察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的横眉冷对现在也开始主动帮助他们指路或者调解纠纷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