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中南海，陈永贵面对国务院副总理这一任命，心里没有多少得意，反而一再念叨着一句话：“我文化水平不高，恐怕干不好。”这位从山西大寨走出来的农民，最熟悉的地方不是会议室，而是梯田、土坡和庄稼地。 让他真正感到不安的，并非职务太高，而是担心离群众太远。陈永贵很清楚，自己能够走进中央领导人的视野，靠的不是学历，也不是出身，而是大寨人在困难年月里干出来的成绩。 陈永贵1914年出生于山西昔阳县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年靠做长工维持生活，后来因家境困顿去世，年幼的陈永贵成了孤儿，曾被大寨村李月妮收养。放羊、扛活、种地，他几乎干过农村里所有的重活。 苦日子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记。对陈永贵来说，粮食从来不只是田里的收成，更关系到一家人的生计和尊严。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时，始终把提高产量、修整土地、组织生产看得极重。 新中国成立后，大寨逐步建立互助合作组织。陈永贵没有停留在口头动员上，而是和社员一起下地，遇到难活自己先干。有人评价他“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句话后来也成了他反复强调的工作原则。 1963年，大寨遭遇洪水、风灾、冰雹和霜冻，庄稼、土地都受到严重损毁。灾情摆在眼前，陈永贵带着社员修渠、整地、补种，硬是把生产重新组织起来。当年大寨生产粮食五十六万斤，并向国家交售二十四万斤商品粮。 这件事的意义，不只在于数字。大寨当时并不是富裕村，能够在连番灾害后恢复生产，靠的是集体组织、劳动投入和长期治理。也正是在这段经历中，陈永贵逐渐被山西地方干部和中央领导注意到。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在邯郸车站听取山西省委负责人陶鲁笳汇报时，专门问起陈永贵的名字，还关心他是否识字。陶鲁笳介绍说，陈永贵四十三岁开始扫盲，后来已经能够读报。毛泽东听完后，对大寨的做法表示肯定，并索要了相关材料。 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餐厅设宴，邀请劳动模范吃饭。陈永贵被安排坐在毛泽东身边。席间，毛泽东称他是“农业专家”，陈永贵赶紧摆手说：“主席，您过誉了，我不是农业专家。”这句推辞很符合他的性格：有成绩，但不愿把自己说得过高。 毛泽东还提醒劳模，取得成绩不能骄傲，要“夹着尾巴做人”。陈永贵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此后无论职务怎样变化，他仍习惯穿布衣、裹白毛巾，回到大寨时和社员同吃同住，坐在地头谈生产。 正因如此，197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才会提出那四个请求：不搬离大寨原有生活环境，不改变农民式穿着，不领取相应的高额待遇，家属也不随之享受特殊安排。具体工作上，他还提出“三三制”，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参加劳动。 这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后，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批示看重的，不只是陈永贵个人的朴素作风，更是他不脱离农业、不脱离农民的工作方式。周恩来对他说：“这是党的安排，你要把大寨的经验带到全国去。”陈永贵听后，接受了新的任务。 他担任副总理期间，文化程度确实有限，对复杂的经济和行政事务需要边学边做，但他熟悉农村生产，也愿意到基层去看实际情况。对于家属转户口、进京安排等问题，他态度十分坚决，曾当面表示：“我不同意，谁也不能替我办。”这不是姿态，而是他对身份和生活边界的坚持。 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后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离开重要岗位后，他仍自己买米买菜，外出尽量不使用公车，生活没有明显改变。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癌症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按照家属提出的请求，他的骨灰于4月4日从八宝山送回大寨，撒在曾经参加开垦和耕作的土地上。那片土地，留下了一个农民干部从田间走进中央，又把最后的归宿留在田间的完整轨迹。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