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开到第三天的时候，会议室里的气氛已经冷得像块铁。大多数参会者都围着长桌坐，只有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门口的位置上，旁边是他的翻译伍修权。这个人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那个曾经手握八万红军指挥大权的德国人。伍修权后来回忆，李德全程一直低着头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完全是一副"被告"的模样。 1933年秋天，李德骑着马，秘密进入江西瑞金。他原名奥托·布劳恩，出身德国慕尼黑，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因为坐过牢又越狱逃往苏联，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1932年，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当顾问。他到的这一年，临时负责人博古自己不懂军事，看到这个从苏联来的"专家"，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干脆把指挥大权整个交给了这个德国人。 李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的是一套正规战理论，在欧洲还打过街垒战，讲起条令来头头是道。他提出的打法叫"短促突击"，敌人修碉堡往前推，红军也跟着修碉堡防御；等敌人离开碉堡向前移动的时候，红军在短距离内迅速冲上去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可问题是红军手里有什么？步枪、手榴弹，连像样的火炮都没几门。敌方那边呢？飞机大炮应有尽有，碉堡又坚固又密集。李德还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一寸土地，把红军当年赖以打胜仗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贬得一文不值。 结果，红军在他的指挥下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节节失利，根据地越打越小。1934年4月，广昌战役打响了。李德和博古把红军主力调去修工事，李德亲自坐镇指挥，大战整整18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广昌最终失守。彭德怀从前线赶回来，当面痛斥李德和博古："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疼！"这句话，把红军将领们心里憋着的那口火全给点了出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多人被迫踏上长征。可李德把这次战略转移，搞成了一场"大搬家"，印刷机、设备，能带的都带上，队伍拖拖拉拉，行动慢得让人着急。湘江战役成了长征里最惨烈的一幕。红三军团第18团几乎全军覆没，负责掩护的红5军团第34师被隔在江东岸，全师覆没。 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一下子锐减到3万多人。可李德还在发脾气。湘江战役打完，他一点不检讨自己的指挥失误，反倒怪没有及早执行他的决定，动辄暴跳如雷，还无端指责部队作战不力，甚至要处分萧劲光。浒湾战斗失利后，他坚持要"军法从事"，判了萧劲光五年徒刑。 红军官兵的不满已经攒到了临界点，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既决定了红军的命运，也决定了李德的命运。会议决议对他的批评特别严厉，李德还想给自己辩解，说自己只是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又不懂中文，怎么可能办到这些。他还坚持认为，遵义会议"不是解决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而是一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可没有一个人被他说服，遵义会议取消了"三人团"，撤销了博古和李德对军事的领导，李德的指挥权被彻底剥夺。从权力巅峰摔下来之后，他被分到红一军团司令部工作，军团长林彪对他态度很冷淡，他在这边待了几个星期，林彪几乎毫不过问。 长征到了陕北，李德在红军大学任教，凭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底子，在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上做了不少工作，还受命训练了一个骑兵团，干得相当出色。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时跟他长谈，李德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这算是他难得的一次反思。 1954年，李德回到阔别26年的祖国，定居民主德国，恢复了奥托·布劳恩的本名，在德共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1961年到1963年，他还担任过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书记。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保加利亚港口城市瓦尔纳度假时离世，终年73岁。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