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医院，正在护士台和护士说事情，一个人从我斜侧方冲过来就要跟护士说话，我用胳膊拦住他：我在办事，没看见吗？ 在诊室里，一个人非要把门推开探头探脑，我跟他说我们在看病，你不能进来。就在看完病还跟医生进行最后几句沟通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进来了。 后来拿着化验结果去复诊，到我复诊号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抢先于我钻进去，我说这是我的号，她说不好意思我说个事很快结束，我说这不是不好意思的事，你要去挂复诊号，我也是挂了复诊号进来的，但她还是硬从我身边溜进去跟医生问了一句话。 这些情况不光是看病的时候有，无论是超市这些场所排队还是餐厅排队点单，永远都会有人从你斜后方插进来，或者直接斜插到询问台、收银台那儿，每次都要去阻拦这些人，不胜其烦。 现在在国内排任何队都已经有点应激反应了，必须要跟前面的人保持很近的距离，否则就必定有人会默认这个空是可以钻的。我也理解了为什么要挤，因为你只要不挤，别人就认为你是可以捏的软柿子，开车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他们对于扎堆的爱好远大于有序排队，如果队已经排好了还行，如果只有一两个人在办事，他们本能地就会从斜侧方挤过去，而不是站在别人身后。 挤和抢，似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并没有随着现在物质生活的提升而改变。 在厌恶、烦躁的情绪之外，我也会想想，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根源是恐惧。 中国人活着的动力，始终都不是主动的去追求幸福，而是被动的躲避恐惧。 这一点甚至跟经济水平没有什么关系——人们并不会因为富足就变得放松和不恐惧。 因为，这样的恐惧是刻在从幼儿时期开始的教育之中的，一直延续到成年之后，贯穿一生。 幼儿时期，中国人的教育方式就是基于恐惧威吓而非正向激励。大人的口头禅是“小心”“不要XX”“别那样”，孩子做的事情90%都会受到阻挠和否定。 我在小区里看到很多人带娃，孩子并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哪怕只是去摸摸草地、抓一把泥土、拽拽围栏，大人都会统统阻挠。 所以中国孩子在一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世界是充满了恐惧和禁区的。 在一些日常的激励中，大人也往往是用恐惧吓唬居多，用好处激励偏少。比如比如“再不听话警察就把你抓走”“再哭就不要你了”“考不好以后只能去扫大街”。恐惧成了中国式教育当中最廉价、也最高效的驯化手段，因为它不需要耐心和解释，只需要一个足够吓人的后果。 于是孩子从小就形成这样的潜意识：规则不是用来遵守的，是用来规避惩罚的；资源也不是用来分享的，而是用来争夺的。 幼儿园和小学最喜欢引导学生玩的游戏，全是丢手绢、抢凳子这些争抢型、淘汰型的，从小就告诉你不抢就会失去、不挤就会被落下。 这种认知在幼儿园就已经固定成型，到了成年，不过是从抢滑梯变成了抢排队、抢车位、抢学区房。 中国的商业营销也深谙此道，明明只是廉价促销，一定要叫做“抢”。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你只有说了“抢”人家才觉得稀缺，仅仅只是直接打折的话人家倒觉得没劲了。 再说深一点，我们的社会从来都没有建立起"稀缺感可以被制度消解"的信任。 一个排队系统之所以能运转，其实很简单，就是对"先来后到"这个规则的普遍信任。 但在中国，这种信任太脆弱了，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人相信“先来后到”，而是信奉“谁抢到是谁的”这种原始野蛮的状态。 也许很多人也曾尝试去信任规则，但每个人都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守规矩的人吃亏"——你老老实实排队，却比不过那些插队、走后门的人。 久而久之，排队就不再是美德，而是愚蠢。社会的价值观颠倒过来：守规则意味着“老实巴交受欺负”，不守规则才是“高情商会来事胆子大”。 这种恐惧，是一种弥漫性的、对"被甩下"的恐惧。它渗透在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到高考前教室墙上"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标语，再到职场里"35岁危机"的集体恐慌，甚至到老了还要恐慌子女没有结婚生娃很丢人。 整个社会就像是一台巨大的离心机，每个人都在拼命往中心挤，因为所有人都相信：边缘是危险的，掉队是致命的。 这种恐惧之深刻，根本并不因为阶层提升而消失。 温哥华那些有几套别墅的中国人，照样会去抢给流浪汉的免费食品；疫情期间我在欧洲，政府发的消费券全被中国人抢走了，而这些中国人在当地都是有几套房子的居多。 在上海拥有千万的人还是会为了一份打折鸡蛋排一个小时队，名校毕业的中产也会在家长群里为了一次座位调整而焦虑失眠。 恐惧的形态会变，但恐惧本身不会。中国富人怕的是阶层滑落，中产则害怕原地踏步，穷人怕的是受欺负——本质上都是同一种恐惧的不同变体。 最吊诡的在于，这种恐惧恰恰是被"秩序"本身制造出来的。 因为在中国，规则本身就充满了弹性，而执行本身也总是带有人情色彩，"特事特办"也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例外，这种情况下人们永远无法真正放松。 就像在医院，我后来发现之所以有人提前闯进诊室，是因为医生在我还没说完的时候就按了下一个号；每次有人插队问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