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国务院批复东莞升格为地级市。批复文件里有一句话，在全国找不到第二个：不设县，直接市管镇。 这份“陈情书”是李近维操刀的。他后来坐在东莞市人大的办公室里，手里端着一杯普洱茶，对来访的记者说了一句大实话：“都是形势所逼。” 东莞从1984年他当县委书记算起，到2001年卸任，前后掌舵十七年。这十七年里他做的每一件大事，背后都是一笔账。算账不是抠门，而是算东莞这个家底能承受什么、不能承受什么，算今天的钱花出去，明天能不能变成路、变成厂、变成老百姓的饭碗。他不是一个喜欢在镜头前慷慨陈词的人，更多时候像个精于计算的“账房先生”，在心里反复盘算着东莞的出路。 “同一块草地，经不起四群牛来吃” 1987年，东莞再次申请升格。当时全国的地级市，下面必然设县或县级区。东莞想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升格为地级市，但不设县，市直管镇。 李近维给中央党校的同学讲过一个比喻。邻县惠阳地区，一块地上先后分出了惠东县、县级惠州市、大亚湾开发区，结果“同一块草地，草再肥，也经不起4群牛来吃”。如果东莞也设几个县或县级区，财政养不起那么多“牛”。一份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由财政供给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平均二十多人供养一个，广东省略低，而东莞如果保持原有格局不变，供养比例要高出全国平均一大截。如果计入外来常住人口，东莞的官民比例更低。 他在陈情书里列了六条理由，核心逻辑是：经济基础够、人口结构够、财政养得起。这份陈情书打动了中央，东莞成了全国少有的“直筒子市”。 李近维自己对此的总结是：“市直管镇精简了县一级行政机构，一方面意味着提高行政服务效率，行政命令传达效果更好，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减轻纳税人负担，将省下来的钱用于后续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段话不是事后总结。1988年东莞升格时，他已经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干了四年，对东莞的家底一清二楚。他知道东莞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港商、农民、工人一毛一毛挣出来的。多设一层机构，就多一层消耗；多养一批人，就多一批吃草却未必产奶的“牛”。他后来常说，行政成本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是大事，因为它是从每一个纳税人身上抽走的。 “一个能够让穷人富裕的机会” 李近维是东莞本地人，1944年出生。1958年，十四岁的他初中没上几天就辍学了。东莞糖厂招工，村里把报名指标给了他。从家里到糖厂要过五个渡口，他赶到时已经是下午。体检通过的百来号人里，最后只有他和另一个“腿不好”的报名者被淘汰。“当时大家都叫我‘细佬’，长得小啊，另外我年龄也小，所以他们不要我。” 他不想回去。在厂里待着当学徒，两年后转正成了一级技工。这段经历后来影响了他对“三来一补”的判断。他解释东莞为什么选择这条路时，说的不是大道理：“一个能够让穷人富裕的机会。与办国有企业比较，一个厂能吸收多少劳动力呢？所以，中国人想致富根本是要有充分的就业。” 1978年前后，东莞县外贸出口额在内地的县里几乎独一份。李近维当时的反应很直接：“争夺香港资源。”他后来解释，三来一补在东莞的发生是一个“缜密理性选择的结果”：“从我们的角度讲，因为无本钱，只是出劳力，三来一补能够帮助农民迅速完成转化；而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小资本的三来一补进来，风险小，资本回收快，容易抽身离开。” 东莞把资源争夺的主力战场下放到了乡镇和村庄，采取“人盯人”战术。1978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从各部门抽了一批干部，组成若干个小组。这些小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客上门，而是跑到深圳、跑到香港，一家一家去谈，一单一单去接。李近维后来回忆，那时候东莞的干部不像干部，更像推销员，脸皮要厚，腿要勤，嘴要甜，账要算得清。正是这种“笨办法”，让东莞在几乎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靠香港的小资本完成了最初的工业积累。 “满天的星星，没有一轮明月” 1994年，李近维从惠州市长的位置上重回东莞，出任市委书记兼市长。 此时东莞的农村工业化已经搞了十年。李近维看到了问题：早期港商带来的“三来一补”小型企业，基本是几十万元上下的小资本投资，“有了满天的星星，却没有一轮明月”。 当年秋天，在中共东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正式提出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核心表述很明确：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迈进，使“数量型”经济逐步向“质量型”经济转变。 这实质上就是东莞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转型升级”——比这个词在全国范围内流行早了将近二十年。策略也随之调整：招商引资的目光从香港的中小资本，转向欧美、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财团，希望引进能带动产业链升级的“明月”。各镇区开始通过园区建设形成集群效应，改变各自为战、分散经营的局面。 效果在几年后显现。到九十年代末，东莞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到上万家，工业总产值达到上千亿元。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农业比重下降到个位数，工业比重超过一半。东莞从一个农业县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