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耿飚接到华国锋打来的电话。此前几天，他已经两次被要求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候通知。电话内容很简短，却关系重大：立即前往广播事业局，确保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能够正常掌握。 当时的北京，表面上秩序如常，实际气氛十分紧张。毛泽东于9月9日逝世后，中央内部的政治较量进入关键阶段。广播和电视是当时传达中央声音最重要的渠道，一旦出现差错，后果难以估量。 耿飚接到任务后没有多问，迅速赶往指定地点。到当晚10时左右，相关工作完成。华国锋得知情况后，对他的执行表示肯定。没有枪声，也没有公开冲突，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行动，却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关键部署。 有意思的是，耿飚并不是临时被推到前台的人。他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军队工作，后来又转入外交战线。这样一位既熟悉军事系统、又了解国际事务的干部，在复杂时刻显出了少见的沉着。 10月2日晚，华国锋曾将他叫到国务院。当时，外交系统正在处理一份准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稿件中出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和“按既定方针办”等表述，但华国锋指出，毛泽东留下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 两个说法看似只差几个字，政治含义却并不相同。耿飚听完后意识到，有人正在借领袖名义制造新的解释，把个人意图包装成既定安排。华国锋没有把所有事情摊开说明，只是提醒他：“最近有事情会找你，你就在家里等着。” 两天后，耿飚再次见到华国锋。谈话中，两人都判断局势很快会发生变化。华国锋询问中联部的情况，耿飚回答，那里虽然存在复杂问题，但工作仍在掌握之中。 临行前，华国锋再次交代：“这几天不要出门，等通知。”耿飚只说：“我明白。”这一次，他没有追问任务内容。 这份克制，并非偶然形成。1969年，耿飚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那时中阿关系密切，中国在自身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给予了对方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耿飚到任后发现，一些援助并没有被有效使用，部分物资甚至出现闲置和浪费。 更让他不安的是，对方把中国的帮助视作理所当然，提出要求时少有顾忌。面对这种情况，耿飚没有停留在表面客套上，而是把实情整理后报告中央。这样的汇报，难免会触及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但他还是选择讲清楚。 毛泽东看过有关材料后，对耿飚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表示肯定。李先念也曾称赞他，是较早敢于指出阿尔巴尼亚方面问题的人。对耿飚来说，外交工作不是一味维持场面，更要让决策者知道真实情况。 正因为有过这种经历，1976年10月的关键时刻，他才没有被突如其来的任务打乱阵脚。一个能在外交岗位上坚持实事求是的人，也能在政治风云中守住分寸。 此后，耿飚参与推动一批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并在1979年重新回到军队，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81年3月，他出任国防部长。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军衔制度的历史变化，他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 2000年6月23日，耿飚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在军队、外交和中央工作岗位上多次转换身份，却始终保留着一个老兵的做派：任务来了就执行，情况不明就核实，涉及原则便讲真话。女儿耿莹后来回忆父亲时说，他身居高位，却从不搞特殊，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耿飚给自己留下的称呼很朴素：“人民的战士。”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