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城破。 一个叫山田武的日本士兵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我们进城了，杀了很多中国人。你放心，我会带着荣誉回去的。" 他的妻子山田幸子收到信后，工工整整地回了一封："夫君辛苦了，请为天皇陛下继续努力。家中一切安好，勿念。盼君凯旋。" 这封信被山田武贴身收藏，直到他死在1945年的冲绳战役中。战后，这封信和其他数万封类似的家书一起，被美军缴获，成为研究日本战时社会的重要史料。 当历史学家们翻开这些泛黄的信纸时，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浮出水面：那些在中国战场上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士兵，他们的妻子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在不断地鼓励、催促，甚至是逼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那个疯狂的年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正式走上了全面军国主义的道路。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而这台机器的燃料，不仅是前线的士兵，还有后方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送走丈夫和儿子的女人们。 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井上千代是大阪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1937年，她的丈夫井上正雄接到了征兵令，要去中国打仗。出发前一天晚上，千代给丈夫准备了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换洗的衣物和一面太阳旗。 那面旗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那是千代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挨家挨户敲门求来的。按照当时日本的风俗，出征士兵的家属要收集一千个人的签名，写在太阳旗上，叫做"千人针"。据说这样可以保佑士兵刀枪不入，平安归来。 正雄接过包袱，看着妻子红肿的眼睛，心里五味杂陈。 "千代，我走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千代没有哭。她跪在地上，深深地鞠了一躬："夫君，请为天皇陛下英勇战斗。如果……如果您战死了，那是我们全家的荣耀。" 这不是客套话。在那个年代的日本，这是每一个妻子都被教导要说的话。 正雄走后，千代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她加入了"国防妇人会"，这是一个由政府组织的女性团体，专门负责"后方支援"。每天早上，她要和其他妇女一起去神社祈祷，为前线的士兵祈求胜利。每个月，她要把家里节省下来的金属器具上交，说是要融化了做武器。每隔一段时间，她还要参加各种集会，高喊口号，表示对战争的支持。 最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写信。 国防妇人会规定，每个军属每周至少要给前线的亲人写一封信，而且信的内容必须"积极向上"。不能写家里的困难，不能写对战争的担忧，更不能写任何可能影响士气的内容。 千代不识几个字，每次写信都要请邻居帮忙。她想告诉丈夫，家里的米快吃完了，儿子生病了没钱看医生，婆婆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但这些话，一个字都不能写。 她只能写："一切安好，请安心作战。" 而正雄寄回来的信，同样让她心惊。 "今天我们攻下了一个村子，杀了很多敌人。长官说我们表现得很好，给我们发了酒喝。" "昨天有个战友因为犹豫没有下手，被长官狠狠骂了一顿。我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这里的中国人很愚昧，我们是来解放他们的。" 每次读到这些内容，千代的手都会发抖。她想象不出自己那个温柔的丈夫，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话。出发之前，他连杀一只鸡都会不忍心啊。 但她不敢多想，也不敢多问。她只能按照国防妇人会的要求，继续写那些"正确"的回信。 "夫君真是太棒了，请继续为国尽忠。" 这就是那个时代日本女性的处境。她们不是帮凶，但她们被迫成为了这台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她们的沉默、她们的配合、她们的"鼓励"，都在无形中推动着前线的士兵走向深渊。 但仅仅是妻子的信，就能把一个普通人变成杀人恶魔吗？ 当然不是。真正的根源，要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从小学就开始了。 松本一郎出生于1915年，是东京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从他记事起，学校里教的就是"忠君爱国"。每天早上，所有学生都要对着天皇的画像鞠躬，高喊"天皇陛下万岁"。教科书里写的都是日本多么伟大，周边的国家多么野蛮落后，需要日本去"拯救"。 历史课上，老师会讲日本是"神国"，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地理课上，老师会指着地图说，中国、朝鲜这些地方，本来就应该属于日本，被日本统治是那里人民的福气。 体育课更是赤裸裸的军事训练。十来岁的孩子就要学习刺杀、格斗，用木枪对着稻草人练习冲锋。表现好的会受到表扬，表现不好的会被罚站、挨打，被骂"非国民"。 "非国民"这个词，在当时的日本是最恶毒的诅咒。它意味着你不配做日本人，你是民族的耻辱，你的家人都会因你而蒙羞。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松本一郎从小就相信：日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天皇是神，服从命令是最高美德，为天皇而死是至高荣耀。至于中国人、朝鲜人，那根本不算人，只是"劣等民族"。 1937年，二十二岁的松本一郎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战场。 新兵训练的第一课，就是"胆量训练"。 长官把几个被俘的中国人绑在柱子上，命令新兵们用刺刀刺死他们。这些中国人有的是士兵，有的是普通百姓，有的甚至只是十几岁的孩子。 松
